他失去了右手食指，也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按动快门，但66岁的高继生对于相机的感情，远比许多能按动快门的人更深。

 

    如今，高继生是中国唯一的民间相机博物馆——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的馆长。在这个老馆长66年的生命里，唯一从头到尾陪伴他的，就是父亲上世纪30年代起陆续买下的十几台老相机。

 

    “已经没法用钱去计算了。”高继生笑道。为了收藏这些老古董，他付出的已不仅仅是金钱。

 

    1960年，担任代课老师的高继生，领到人生第一笔工资。由于父亲是国民党军队报纸的高级记者，正关在监狱里劳动改造，母亲原指望靠他挣钱过日子。

 

    可是，他却花掉了30元钱，抱回家一台蔡司照相机，全身上下只剩下五毛钱。他至今还记得母亲当时的埋怨。“我妈和我喝了两个月的稀饭。”老高说。

 

    而这个母亲更不知道的是，丈夫虽被关在里面，但他留在外面的十几台相机，早已被儿子悄悄用油纸包着，藏在了厨房的煤球缸下面。

 

    在“天生不安分”的高继生看来，“那是自己小时的玩具，这几年过去了之后，还要玩”。只是，老高和母亲都没料到，他这一“玩”，就彻头彻尾把自己的一生，“玩”给了古董相机。

 

    后来，高继生被安排去钢铁厂，做了最脏最累的高炉炉前工，但回家后，他还是要抽空偷着玩他的照相机。每过几个月，老母亲就会发现，家里又悄悄多了一台古董相机。

 

    1986年，刚退休的高继生，凭着多年来在相机上的积累，在苏杭等地开了10家连锁照相馆和照相器材店。周围的人投身股市并“赚大发”了，他却开始不惜血本地收藏相机。

 

   被老高称作镇馆之宝的rose湿板相机，是1988年买进的。这台1850年英国伦敦生产的相机，花掉了他两万多元。那时“万元户”刚出现不久，但在高继生的直觉里，“老相机是原始股的原始股，怎么会亏呢？”

 

    1991年，美国收藏家杰弗里·拉什，送给他一本《古董相机价格指南》。与此同时，他看到报道说，日本和韩国的买家在中国大量收购古董相机，国内的仿莱卡上海58－II老相机，才卖一百块钱。

 

    “老高，你办个相机博物馆吧，这样人们才知道古董相机值钱。”朋友建议道，“不然，中国的好东西，都让外国人买走了。”

 

    于是，高继生便创办了这家相机博物馆。16年下来，相机增加到1100多台，博物馆随着城市拆迁搬了9次，老高家住的一大一小两个房间，也不得不辟为陈列室。

 

    家里的电话常在午夜响起，多是老外请求老高帮忙鉴定古董相机的真赝。他常常要把从事翻译工作的儿媳从睡梦中叫起来，给他做翻译。

 

    “这让孩子们为难。”老高一脸愧疚地说。“但也只能这么办！”他抬起头补充道。

 

    2004年10月，国人正对一款1913年生产的巴纳克莱卡相机不吝溢美之辞。据说，为了让这款已成孤品的相机在中国展出，主办方付出的保费就达2000多万元，消息还上了国内最权威的摄影专业报纸的头版头条。

 

    61岁的老高看到报纸后，却摇头叹道：“那不过是一个复制品。”

 

    他把报纸裱了起来，并标注“从国外租借一台古董相机来华展出的代价”，写“代价”两个字时，他特地换了红笔。这成为他后来教人鉴定相机的反面教材。

 

    如今，他接待过国内外17万多人次的咨询，免费鉴定相机28000多台。在别人看来，他手中的相机，价值数千万元，但每天，他依然坐着151路公交车上下班，中午吃从家里带的盒饭。

 

    老高说，做这些事，是自己“心甘情愿”。只是，一想到博物馆的未来，他就开始忧心忡忡。儿子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像他这么“玩”。他还听说，上海一家民办博物馆，创办人去世后，便随之关闭。

 

    有人曾劝他：“据说一个rose相机就上千万，不如把东西卖给老外，然后潇潇洒洒过晚年？”

 

    “你说我能这么办？！”老高狠吸了一口烟，反问道。 (CCN传媒图片网 杨柳)